北京市现有经济适用房3200万平米，尽管经济适用房每年以300万平米的速度进行开发，但仍然是供不应求。

    购房者：“从上一星期我们就开始关注这事，我们一直从上星期没选上合适的房，然后第二期了。”

    购房者：“昨天晚上我8点钟到这儿的。”

    购房者：“都认了。”

    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一些房号的流失，倒号者利用这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房号，在网上大肆叫卖，要价甚至高到十几万。

    倒房号者江先生：“我们这个16万块钱的钱是在进交易大厅之前，在崇文门瓷器口那儿。在那里你进这个门选号之前你把钱先给我。”

    记者：“那我把钱给你了，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签呢，我要是签不到我这钱不就白花了？”

    江先生：“你给我的同时，我会让他们人把你带进去。”

    倒号者宣称，他是通过关系从开发商那里拿到房号的，再找到买家之后，就由开发商负责以后的一系列购房手续。很明显倒号者与开发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一些买主还是宁愿花上一大笔钱去购买房号，因为对他们来说，其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利益。

    王子鹏：“为什么一个号15万，还有人去买，因为他们还能从中获利，我们看卖15万一个号的这个小区，房价还不到3000块钱一平米，如果是一个80平米的房子的话，我们看他的总价是24万，24万加上15万，是39万。我们市场价的话是5000一平米，五八40万，他们还是有的赚的，利差至少有三四万。”

    对于房号的外流，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据了解，北京地区的经济适用房利润率规定在3%以内，从单纯的利润率来讲，经济适用房显然不是一个开发商欢迎的品种。但是在接受项目后，开发商总有渠道将利润最大化。

    王宏新：“应该是两板子拍出来，一板子应该拍成，有一部分足力的购房者，也就是升迁者他们拿到了这个资格，但是他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而且另一部分呢，很可能就是政府部门和开发商在里面有一些猫腻。”

    记者在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的网站上发现，编号为2003第0010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写到，某家房地产公司，擅自将北半部5栋楼由16层建至18层，南半部8栋楼由20层建至24层，增加建筑面积55000平方米。在这5万平方米超过部分的背后，隐藏了多少利润不得而知。

    事实证明，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商手中掌握的放号权的确存在着寻租的可能。比如说，去年三环新城的放号就不是从001号开始的，是从163号开始的，至于163号之前的房号做了怎样的处理，开发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购房者认为，相关部门需要对放号过程中的暗箱操作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

    退休职工：“专门派一个政府人在那儿监督，然后你不允许开发商接触，你只能开发建筑，你得往起建，你不能卖，不能让他插手。”

    公司职员：“我觉得就不能给这些中介买这些号，他买了号他再一个号，他抬高价再卖给那些有钱的人，他们不应该拿到这些号，应该遏制他们。”

    王宏新：“开发商事实上是在为政府在做一部分不该做的服务，但是恰恰也使得两方主体变成了一个三方主体，也就产生了很多问题。因此所以以后可以采取一种办法，也就是说开发商把房子盖好以后，那就交回政府，他不要来作为一种代理政府来销售的这种业务。”

    经济适用房供不应求，连放号都成了开放商暗中谋利的工具，很多经济适用房事实上都变了味儿，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而比起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针对的是那些收入更低，根本就无力买房的居民，今年两会上，第一次把廉租房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要加大财税等政策支持，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可是，去年全国开工建设和收购的廉租住房只有5.3万套，建筑面积293.68万平方米，仅完成计划的三分之一，数量如此少，让廉租房成了低收入家庭看的见摸不着的水中月、镜中花。

    2001年北京市开始实行廉租房政策，条件是家庭月收入580块钱，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7.5平米。可是还有很多被划在线外的人，希望能够享受到这一政策。高先生原来是建筑工人，在物检公司工作，去年带岗，他们一家三口的居住面积不到五平米。

    企业员工：“也就五平米吧，上下铺，还不如农村鸡窝大呢。”

    高先生家的洗衣机放在门口已经好几年没使了，屋里两张单人床摆成了上下铺，板凳就是饭桌，摆下了这两大件，屋里就再没有下脚的地了。高先生的妻子给一家公司打扫卫生，每月有700元收入，高先生的女儿是一个超市的临时工，每月有600元的收入，高先生全家每月的收入可以达到1300元，按照规定他们无法享受到廉租房的政策。

    记者：“那你希不希望就说政府也考虑到你们这部分的利益？”

    高先生：“我希望。”

    张大妈是国企老职工，她也希望政府能够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她和老板的退休金加起来只有1000多块钱，一双儿女都是临时工，全家的月收入有2300多块钱，四口人住在十平米的筒子楼里。

    退休职工：“一天够吃饭的不够吃药的，够吃药不过吃饭，你还谈买房。根本买不了房。”

    张大妈告诉记者，她月收入有2000多块钱，也在廉租房的门槛外，但是花去医药费和4基本生活费所剩无几，买房子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晚上睡觉，一道布帘隔成了两间房，老俩口睡床，孩子睡沙发。

    退休工人：“就我们这够不着下，下不够，你怎么办？你说他应当照顾我们这一类的，地保有那杠上，像我们这类，有时间具体的政策。”

    低收入家庭住不进廉租房

    事实上城市低收入家庭，他们往上够不着经济适用房，往下又挨不上廉租房。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一下这个群体面临的难题。其实，即使是那些在廉租房政策线之内的低收入家庭，他们现在也同样面临着住不进廉租房的尴尬。

    高大爷就住在4鼓楼角下，12平米的自建房挤着祖孙三代五口人。

    高大爷：“你看看沙发上。地下。”

    记者：“这睡一人。”

    高大爷：“你说怎么睡，五口人，三代。”

    高大爷每月有200多块钱的退休金，女儿女婿没有工作，都领低保，按照北京市关于廉租房的政策，家庭月收入在580元以下，人均不足7.5平米都可以享受廉租房的政策，可高大爷说，这对他来说，还是一件很遥远的事。

    高大爷：“我够了条件了他也没用啊，我多费劲啊。”

    2006年，在广渠门北里，北京市的第一个廉租房小区拔地而起，每套住房使用面积从30平方米到60平方米，每户的月租金100元左右，可以解决400户低收入的住房问题。

    可是北京市低保家庭目前共有6800多户，符合廉租房条件的家庭3800户，对这么庞大的一个人群，广渠门北京廉租房小区显然是杯水车薪。

    其实，针对高大爷的这样的困难家庭，北京市还有制定了一项房租补贴政策，按照这项政策，高大爷可以享受人均10平米的货币补贴，算下来高大爷一家可以拿到将近400元的补贴。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高大爷也拿不到这笔补贴。

    高大爷：“你没合同，你没手续他不给你拨款，你说现在要租房的，谁也不租你。”

    房价的涨幅也带动了房租的价格，按照现在的租赁价格，高大爷压根就找不到他能够租得起的房子。所以直到现在，他一家人还是不得不挤在这个小窝里。

    健全补贴机制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

    在对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作了调查记者发现，这两项旨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制度都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怎么让真正符合条件的家庭买的上经济适用房，怎么解决廉租住房制度需要的资金问题？业内人士提出了他们的看法。

    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我个人最关心的可能就是经济适用房不是用房，而是用租的方式，这个可能是一个长期以来说，要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一个出入。”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潘：“我更主张采用货币补助的方式，因为实物补助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建了商品房，建了廉租房，然后分给他们，让他们去居住，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

    中国房地产报评论部主任王子鹏：“货币补贴永远比实物补贴要灵活。”

    针对中低收入者，只收取家庭收20%的房租，剩下由政府补贴，像高大爷和张大妈的情况，如果住同样两居室，家庭月收入三百元的高大爷需交纳60元的租金，高先生家月收入一千三百元，需交纳260元的租金。张大妈家，月收入两千三百元，可以缴纳450元租金，假设在城里租两居室，实际需要花费一千五百元，那么资金不足的地方，由政府补足。如果中低收入者，不想租房子住，而想买房，有专家建议，要对他们实行低息贷款。

    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一部分收入偏高一点的人员，贴息，贴息的办法就是你可以比市场的利率更低的贷款，利率，来去购买房子，这样就等于减少他的房屋指出费用，因为在整个房屋贷款中，利息占很大一部分，如果按20年算的话，利息部分可能和本利部分差不多的，如果贴了息的话，可能你本利部分很低了，当然你也买得起房子。”

    实行货币补贴是一种改善中低收入者住房的办法，但由于我国的信用体制并不完善，对家庭的月收入没有进行登记和普查，所以有人认为，贴息贴租也会存在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潘：“现在是，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这种条件下，搞货币不足，只剩下这个问题了。别的问题都相对好解决，比如说这个开发建设过程当中腐败，基本上是没有了，我们只是想办法找到真正该补贴的人，监管他的收入也就可以了。”